论“第二个结合”的逻辑意蕴

“第二个结合” 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创新。“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诠释与创新性重构，体现了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双重飞跃，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找到了新的平衡点。

（一）从理论逻辑来看，“第二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通过中国的民族形式来实现；这种民族形式的内核，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革故鼎新、天人合一等理念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提供了文化土壤。习近平提出 “第二个结合”并将其主题化，展示了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浅层到深层的发展历程。“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必须主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中挖掘思想养分、汲取精神力量，也为我们探索一条区别于西方模式、扎根中国大地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支撑，为党的理论创新注入了更为鲜明的中国特色与强大的生命力。

（二）从历史逻辑来看，“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

“第二个结合”聚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并非局限于传统文化自身的单向发展，而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与“两创”要求深度融合，一体推进。这一融合过程，既要打破“马克思主义为‘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用’”的机械互补认知，避免将两者置于主次割裂的“体用”框架中；也要摒弃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作互不关联，甚至相互对立的错误观点，真正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结合”不等于两者地位对等，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引领方向的根本指导。“第二个结合”的关键在于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因子，让中国人民在长期历史中积淀的文化素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转化为主动担当的历史主动精神；弥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借鉴层面的不足，使传统智慧与现代需求精准对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成果，既超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内源文化的传统价值追求，也突破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源理论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维度，形成了更具包容性与实践力的理论新形态。更为深远的是，这一结合推动着深刻的历史转变，不仅让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实现了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跨越，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迈向了更具主体性的自我自为阶段。

（三）从现实逻辑来看，“第二个结合”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第二个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显示出强大的互相促进效应。西方现代文明常将“传统”与“现代”置于非此即彼的对立框架，认为传统国家自身的文化演进轨迹、民众素养水平、制度变革节奏乃至技术发展模式，都是阻碍其迈向现代化的根本症结。在这种认知逻辑下，他们主张唯一的出路便是全盘效仿西方的制度体系与文化范式。这种观点的实质，是粗暴割裂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之间内在的、有机的联系，忽视了不同文明自身的发展逻辑与独特性。

回望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探索历程，在近代遭受外部冲击而被动开启转型的阶段，曾先后出现“中体中用”“西体西用”“西学中源”等多种文明建构方案。然而，这些方案大多缺乏对中华文明自身内在特质的深度挖掘与充分孕育，未能真正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效衔接，最终也未能引领中华文明走向复兴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释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清晰揭示出中华文明作为一种从未中断、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始终具备自我革新的活力与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强大生命力。这一论断清晰了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关系的认知，明确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不仅不能割裂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的联系，反而要更加主动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与智慧养分，使其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正是以重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为核心基础，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文明创新、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明了行动方向。（王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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